三星堆究竟从哪来？

三星堆究竟从哪来的？

在四川广汉的一个小村落里，有三座明显高出地面的土丘，旁边还有一片形似月牙的高地。当地先民形象地称之为"三星伴月"，村庄因此得名三星村。

考古领域有个习惯，就是根据发现地点来给古代遗址起名。举个例子，在河南渑池的仰韶村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于是就把它叫做"仰韶遗址"；而跟这个遗址相关的彩陶文化，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命名为"仰韶文化"了。

这种命名方式简单直接，既方便记忆，又能清楚地表明遗址的具体位置。

在发现三星堆后，专家们依据《华阳国志》《山海经》等古籍的记述，将三星堆划入古蜀文明体系。从地理角度看，将蜀地的文化遗迹称为古蜀国文明本无可厚非，但这种归类无形中将三星堆文明局限为地方性文化，类似于将殷墟文化称为古豫文化，这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

目前考古证据，这一说法难以成立，成都平原最早的文化遗迹可以追溯到宝墩文化，其历史跨度大致在公元前2600年到前1700年之间。

从时间线来看，宝墩文化比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出现得晚一些，大致与中原的龙山文化时期相吻合。

假如宝墩文化能够持续演进，顺利实现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跨越，那么它必定就是古蜀文明的前身。

令人惊讶的是，宝墩文化（也称三星堆一期文化）和之后的三星堆文化（即三星堆二、三期文化）并非一脉相承。相反，后来的三星堆文化中融入了大量来自“蜀地之外”的文化元素。

三星堆到底是什么朝代的？

三星堆遗址中发现的玉戈、玉璋、陶盉、高柄豆、觚型器以及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等文物，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出土物极为相似。此外，铜尊、铜罍等青铜礼器则与殷墟的发现几乎一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出土的大量海贝，显然不是内陆地区所能拥有的。这些发现表明，三星堆与中原地区在文化上存在密切联系。

三星堆标志性的青铜人像，以其突出的眼睛和大耳朵著称，其实在湖北石家河文化中也能找到类似的玉制人像。类似的情况在2008年陕西西安杨官寨的仰韶文化遗址中也有发现，那里出土了一件人面形陶器残片。尽管只保留了半张脸，但陶片上突出的眼睛与三星堆人像的凸眼特征极为相似。

这充分表明，在华夏文明逐渐融合的发展历程中，蜀地并非如我们以往所想的"自古与中原隔绝"，而是很早就融入了文明交流的圈子。这种交流主要通过两个明确的路线进行：一个是西北方向的陕甘陆路，另一个则是沿长江中下游的水运通道。

首先，我们来谈谈陆路交通。

1986年，四川大学的童恩正教授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称为“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也被国外学者称为“中国弧”。这个理论指出，从我国东北到西南，有一条长达万里的半月形区域。在这个区域内，人们普遍使用石棺葬，青铜器上常见动物形状的纹饰，陶器和铜器则喜欢采用两体相连的设计。

四川彭县出土的青铜罍，其造型特点与中原地区常见的罍有明显不同，反而与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发现的罍高度相似。同样，在四川营盘山石棺葬中发现的扁平钩形格青铜剑，这种器型在中原地区未见出土，却与内蒙古赤峰南山根遗址出土的C形剑有着显著相似性。这些考古发现表明，四川地区的青铜文化既与中原文明存在差异，又与北方草原文化保持着密切联系。

三星堆出土的黄金面具和权杖，并不一定直接来自西亚或埃及。这些物品很可能是受到草原文化的影响，特别是通过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传入的。因此，认为三星堆文明是外来文明的观点并不成立。这就好比不能因为漠河有许多俄式建筑，就断定漠河属于俄罗斯。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是复杂的，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外来文明的直接输入。

接下来谈谈水路运输：

此前的研究表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像与湖北石家河文化的玉雕人像在造型上极为接近。通过科学检测发现，三星堆青铜器的原料来源与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的青铜器有着密切联系。具体来说，这些青铜器所使用的铜矿，其产地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包括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地的古代铜矿完全吻合。这一发现不仅证实了三星堆与长江流域文化的紧密联系，也揭示了古代青铜器原料的跨区域流通网络。

江西新干大洋洲的商代遗址中，考古人员同样发现了与三星堆类似的现象：青铜器被故意破坏后，杂乱地分层放置，有些还涂上了朱砂。这种处理方式与三星堆的做法如出一辙，显示出两地文化可能存在某种联系或共同的仪式习俗。这一发现进一步印证了商代时期不同地区之间可能存在的文化交流或相似的宗教仪式传统。

三星堆文化中蕴含的诸多外来元素并非仅源于商贸往来，更深层次地反映了外部族群的融入。这些异域文化特征已渗透到三星堆人的精神信仰体系中，并在祭祀活动中得到充分体现。这表明，三星堆文化的形成并非单纯的本土发展，而是伴随着外来人口的迁入与融合。这种跨文化的交融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更深刻地影响了三星堆人的精神世界和宗教实践。

这些移民来自不同地区，包括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居民，同时也涵盖了成都本地的原住民。

三星堆文化展示了多元文化交融的鲜明特点。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当时的社会存在不同群体的明显差异，这一点在发型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笄发和辫发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式并存。在宗教信仰方面，三星堆人不仅崇拜祖先，还将神山、神鸟和太阳作为重要的祭祀对象。同时，这里出土的文物也反映了中原与草原文明的交汇：既有体现华夏文化传统的丝织品（如7号坑发现的龟背形网格状器），又有象征草原游牧文化的翘头靴（见于8号坑青铜神坛台基上的坐姿人像）。这些发现充分表明，三星堆是一个融合了多种文化元素的重要文明中心。

三星堆展现的文化特征远非单一族群或小国所能涵盖，它与二里头遗址类似，都是汇聚多元人群和文化元素的大型文明中心。这些遗址不仅体现了各自区域的独特风貌，更反映了当时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三星堆的发现，为我们理解古代文明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提供了重要线索，表明该地区在当时已发展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枢纽。这种多元文化的汇聚，使得三星堆成为了研究古代社会结构和文化互动的重要窗口。

从这一角度分析，将三星堆简单地视为中原夏商王朝的附属地方政权，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局限的“中原中心论”思维。大量考古证据清晰地表明，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并非局限于中原地区，而是广泛分布于西北的马家窑与齐家文化、东南的良渚文化、东北的红山文化以及长江流域的屈家岭与石家河文化等区域。这些被传统称为“四夷”的地区，实际上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中原地区真正成为文明中心，是商周时期以后才逐渐形成的局面。

古代社会的阶层划分通常包括占人口大部分的普通民众和占少数的统治精英。在三星堆遗址的宗教仪式场景中，频繁出现象征夏文化的玉制礼器牙璋，这表明在当时的上层社会中，夏文化的代表人物占有重要地位。

洛阳市文物考古所副所长郑贞富提出，三星堆可能是商汤击败夏朝后，夏桀逃往的南巢所在地。他认为，三星堆遗址中大量青铜器是夏桀从斟鄩带走的祭祀用具。此外，他还推测，三星堆著名的青铜立人像原型可能是古代传说中的大禹。

郑贞富的论点主要基于推测，缺乏具体的考古证据支持。然而，三星堆遗址的上层文化中确实存在夏文化的元素，这一点在考古学界得到了广泛认可。

关于三星堆早期居民的身份，有网友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这位四川网友认为，三星堆文化的起源与羌族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特别指出，三星堆遗址的最下层文化特征与羌族文化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很可能是羌族先民留下的文化遗产。这一看法为研究三星堆文明的起源提供了新的思路，也引发了学界对三星堆与羌族关系的深入探讨。

厦门大学和四川大学的研究团队通过实验数据

最新研究《古基因组揭示中国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粟稻混合农业流行与文化传播的共存发展》指出，位于四川大邑的高山古城遗址（属于宝墩文化）的古代居民，其基因构成主要包含两大部分：绝大部分（89.1-95.1%）源自黄河流域的农耕族群，而小部分（4.9-10.9%）则来自西南地区的本地狩猎采集群体，即和平文化人群。这一发现揭示了新石器时代中国西南地区农业发展与文化交融的复杂历史背景。

从样本中分析出的两个男性Y染色体分别为O-Z25915和D-Z31591，这两种类型在黄河上游藏缅族群中较为普遍，与西北地区马家窑文化的古羌人基因特征一致。

这一发现与《史记》中"禹兴于西羌"的记载不谋而合，为历史文献提供了遗传学证据。

尽管宝墩文化和三星堆青铜文明之间不存在直接的传承联系，但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早期陶器却保留了宝墩文化的典型特征。这一现象表明，成都平原在从新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的过程中，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群体基本保持了稳定。

考古证据显示，这些平民的祖先最初是从中国西北部黄河上游地区迁徙而来的。

三星堆文化的起源逐渐明朗：大约4500年前，来自西北马家窑地区的古羌人迁徙至巴蜀地区，成为这里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居民。

大约3600年前，二里头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族群迁移到巴蜀地区，与当地原住民相互融合，共同孕育出了三星堆青铜文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巴蜀位于“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关键位置，吸收了来自草原及其他域外的文化元素，最终形成了举世瞩目的三星堆遗址，成为中华文明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假如我们确认二里头就是夏朝的都城斟鄩，那么夏朝的定义就能扩展为一个类似"南北朝"的地理概念。占据中原地区的是夏、商两朝，而在西南地区长期与商朝抗衡的，则是另一个强大的政权——三星堆文明。

如果要给这个政权命名，可以考虑"蜀夏"、"后夏"或"癸夏"等称谓。